《以墨尔本与中国建筑为参照,养老机构“第四空间”的概念建构与设计框架研究》 | 《建筑与环境研究》4月刊精选论文 / 作者张海霞

以墨尔本与中国建筑为参照,养老机构“第四空间”的概念建构与设计框架研究
张海霞/Grace Zhang
上海长乐养老院市场开拓总监
澳大利亚Vivenex AI 联合创始人
日本 Kosei Co., Ltd.(洪昇株式会社)创始人
[摘要] 在全球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情感陪伴与社会连接缺失问题日益凸显,而传统养老空间仍延续医疗建筑的功能主义逻辑,难以回应老年人对" 陪伴" 与" 被看见" 的情感需求。本文基于作者近二十年医护养老服务实践经验,以及2026 年初在墨尔本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观察,提出并建构了面向老龄化社会的" 第四空间" 理论框架。研究首先梳理了全球老龄化趋势与老年人情感陪伴困境,指出传统第三空间理论所强调的" 社交互动"在养老情境中可能转化为社交压力。通过对墨尔本Federation Square 和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的持续性观察,发现优质公共空间正从" 促进互动" 转向" 允许共处",其弱边界、非强制互动和环境化陪伴特征为养老空间设计提供了新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第四空间" 概念,将其定义为介于私密与公共之间的过渡性环境,强调" 共处而非交流" 的存在方式,并构建出三个核心设计方向:(1)弱边界构建,通过模糊空间边界降低心理防御;(2)非强制互动机制,允许个体以不同方式共存而不强制交流;(3)AI 环境化陪伴系统,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空间环境,形成低干预、长续航的陪伴关系。研究进一步通过中国养老机构实践案例验证了该框架的可行性,表明第四空间可通过渐进式优化在既有建筑中实现。结论指出,第四空间不仅是对第三空间理论的情境化延伸,更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情感需求的重要空间形态,为未来养老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第四空间;老龄化社会;养老空间设计;情感陪伴;非强制互动;弱边界;环境化陪伴;第三空间理论。
作者简介:张海霞


1.0 老龄化背景与陪伴困境
1.1 全球老龄化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趋势。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 年》报告[1] 该报告基于超过1,000个国家人口普查、3,200 个样本调查以及129 个国家的民政统计系统的数据),截至2023 年,全球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9.62%,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预计到2050 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16%,届时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按照联合国的老龄化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 时为老龄化社会,14%~20% 为深度老龄化社会,20%以上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目前全球老龄化正以速度快、规模大、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发展,正在对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老龄化不仅是人口数量变化的问题,更是一种对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系统性重构。
作者自二十年前进入医护与养老服务行业以来,有机会接触到多位人口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逐渐形成以人口结构为基础观察社会与经济现象的分析视角。在这一视角下,老龄化不再局限于医疗或养老范畴,已然成为深刻影响社会运行逻辑的核心变量之一。
1.2 老年人情感陪伴与社会连接问题
在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仅限于身体健康,更体现在情感陪伴与社会连接的缺失。广州市消委会2024 年发布的《广州市老年人陪伴式消费现状调查报告》[2]显示,针对55 周岁及以上群体的调查中,约51% 的广州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陪伴缺失,其中空巢老人占比21%、独居老人占比18%、与子女同住但未有孙辈占比14%,这些有较多空闲时间的老人会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旅游、饲养宠物,甚至是购买保健品来填补情感空缺。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陪伴模式逐渐弱化,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问题日益突出。数据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我国23.76% 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受,针对社区老年人的调查更是显示,社会隔离检出率占26.9%,其中高程度孤独感的老年人占4.7%。
作者在过去二十年的实践中观察到,大量养老机构尽管在功能配置与医疗服务维度持续优化,但在空间营造上仍以“管理效率”为核心导向,鲜少为老年人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提供适宜的支持载体。这种以功能为中心的空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的心理疏离感。
与此同时,作者曾于三年前开始在日本开展多项投资与长期观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深度调研日本面对高度老龄化的应对之举。日本的经验表明,仅依赖制度与服务难以完全解决老年人孤独问题,空间环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但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角色。日本在老年人生活空间设计方面颇有建树,其针对老年人身体、心理、社交需求打造的人性化空间设计,比如注重便捷无障碍的坡道、无障碍电梯设置,兼顾安全防护的防滑地面、圆角台面设计,以及能满足老年人社交与隐私需求的共享性空间设计,都能从环境层面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这也印证了空间环境的重要价值。
1.3 养老空间的现实局限
当前多数养老机构的空间设计仍延续着医疗建筑的核心逻辑,强调功能分区明确、通行路径清晰与管理全程可控。这种设计虽然有助于提升运营效率,却在无形中强化了“被管理”的空间感知,使老年人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与防御感。
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回应老年人对“陪伴”与“被看见”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作为三位子女的母亲,作者在亲历生育抉择与家庭责任担当的过程中,更能深刻体察到人口结构变迁对社会长期发展的深层影响。提高生育率虽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路径,但在当前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现实语境下,通过空间与环境优化提升老年人生活体验,具有更为直接且紧迫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在传统养老空间之外,探索一种能够降低社交压力、增强停留意愿并支持情感存在的新型空间模式,这也构成了本文“第四空间”概念建构的现实起点。
2.0 理论基础与第四空间的提出
2.1 第三空间理论概述
“第三空间”(Third Place)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 Ray Oldenburg 于1989 年在其著作The Great Good Place 中提出,用以描述家庭与工作场所之外的非正式公共空间[3]。这类空间通常具有开放性、可达性与低门槛特征,是日常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对社区活力与社会连接具有重要作用。
该理论提出于20 世纪后期,如1973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劳动年龄段(15 至64 岁)人口总数达22.40 亿,当时全球多数国家仍处于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城市公共生活活跃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第三空间所强调的“自发性互动”与“公共参与”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作者在早期涉足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时,曾将第三空间理论作为解读社会互动与空间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但随着对老龄化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在养老服务领域的长期实践,作者逐渐意识到,第三空间所依赖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转变。
2.2 第三空间在养老情境中的局限
在养老机构语境中,第三空间所强调的追求社交的互动逻辑面临现实挑战。该理论以个体具备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与意愿为前提,而老年群体往往受到身体机能下降、心理防御增强以及社交意愿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使其难以主动融入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70岁及以上老年人焦虑情绪显著上升,中龄与高龄老年人的自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韧性也有所下降;某地区老年人群健康调查结果表明,约55% 的老年人存在至少一种慢性疾病,约20%的老年人存在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相对较低,这些都直观体现了老年群体在融入公共空间时面临的阻碍。
作为一名拥有近20 年医护陪伴经验的从业者,笔者早在十多年前便观察到,即便养老机构设置了公共活动空间,老年人也未必愿意参与其中。相反,部分老年人更倾向于停留在空间边缘,以“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身份存在。这种现象表明,传统第三空间所倡导的“互动性”,在老龄化语境中可能转化为一种潜在的社交压力。因此,在当前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第三空间理论展开情境性反思,进而探索更适配老年群体的空间形态。
2.3 “第四空间”概念的提出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在第三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第四空间”(Fourth Space)概念,用以描述一种介于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过渡性环境。该空间并不以互动为前提,而强调“共处而非交流”的存在方式。
作者于2026 年初在墨尔本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观察,研究发现部分公共空间通过弱化边界、降低参与门槛,为人们构建起无需强制互动的共存场域。这种空间状态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更为舒适的存在方式,也为养老机构空间设计提供了新的启示。
通过本次研究,作者认为第四空间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弱边界构建、非强制互动以及环境化陪伴。该概念并非是对第三空间的替代,而是在老龄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情境化延伸与功能性重构。
在此背景下,第四空间的提出不仅是对既有理论的补充,更具备面向老龄化社会的前瞻性价值,或将成为未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
3.0 墨尔本地标建筑的实地观察与案例分析
3.1 研究背景与观察方法
本文的案例研究基于作者在2026 年1 月至3 月期间于墨尔本的连续三个月实地生活与观察。作者陪同三位子女在当地学习生活期间,通过高频次日常探访墨尔本地标建筑,持续研究不同类型空间的使用方式与行为特征。
作者的三位子女分别处于不同成长阶段,其中长女就读于墨尔本大学预科课程,处于青年阶段;大儿子与小儿子则分别代表青少年与儿童阶段。三者在同一空间中的行为差异,为观察公共空间在不同年龄群体中不同的互动效果提供了天然的对比样本。
同时,作者将日常生活体验转化为持续性观察,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人如何进入空间、是否愿意停留,以及空间如何在不依赖主动交流的情况下形成“陪伴感”。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选取Federation Square 与National Gallery ofVictoria(NGV)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二者分别代表高频公共活动空间与文化慢节奏空间,是墨尔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空间类型。
3.2 Federation Square:高频活动背后的空间“容器逻辑”
Federation Square 作为墨尔本最核心的公共广场之一,每年承载约500 场各类公共活动,具备极高的使用频率与社会参与度。本文认为,其高频使用并不仅来源于运营或活动策划,更与其空间结构本身的“容器属性”设计空间密切相关。
该广场采用开放式平台结构,通过多层次地面、高差变化与无明显边界的铺装系统,引导人流自多个方向自然涌入。空间内部未设置明确的功能分区,而是通过连续界面与视觉通透性,形成一种可被不同活动不断“填充”的弹性场所。这种去功能化的空间设计,使其能够适应从大型活动到个体停留的多种使用需求。
在实地观察中,笔者的三位子女在该空间内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偏好:长女喜欢直接参与公共活动,大儿子则在空间边缘进行社交与移动,而小儿子更关注空间的可探索性与视觉刺激。这种差异表明,该空间并不要求统一的使用方式,而是通过开放结构允许多种行为同时存在。因此,Federation Square 所体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互动空间”,而是一种允许不同个体以不同方式共处的开放容器,其弱边界特征与非强制参与机制,与本文提出的“第四空间”理念形成直接呼应。

图1 Federation Square整体空间鸟瞰图,图片来源:Wikipedia
3.3 NGV:非强制互动与“安静共处”的空间特征
与联邦广场的开放外向、高频互动特质不同,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NGV)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空间节奏。其入口水池、内部空间序列以及光线控制,共同构建出一种明显“放慢节奏”的空间体验。
该空间并不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而是通过环境本身引导个体进入一种沉浸式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但仍然处于同一空间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共处关系”。
作者在多次带三位子女进入该空间的过程中观察到,三者均能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形成各自的停留方式:不同状态在同一空间中自然共存,而无需任何组织或引导。
以下是三个场景的照片, 照片来源于Wikipedia,照片的文字是三个子女对着三个场景的各自反馈。

图2,大儿子非常喜欢在NGV 的外部空间及入口过渡区域停留。该区域通过水体、平台与建筑立面的连续过渡,形成一种由城市公共空间向室内文化空间自然延伸的“缓冲界面”。
大儿子的行为路径并不指向明确的功能目标,而是在进入与停留之间形成一种相对自由的移动状态。这种空间特征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无需明确目的即可参与其中。
从“第四空间”的视角来看,该类过渡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入口或通道,而是一种具有弱边界属性的“可停留空间”,为不同个体提供低压力的存在方式,也为后续空间体验建立情绪缓冲基础。

图3. 长女更关注NGV馆内中央大厅的彩色玻璃天棚空间。该空间通过复杂几何拼接与彩色透光结构,使自然光在不同时段持续变化,形成动态的视觉环境。
长女在该空间中的停留并非出于社交或功能需求,而更多是一种基于视觉与感知的被动停留。这种由环境变化所触发的持续吸引,使个体能够在无需互动的前提下保持空间参与。
从“第四空间”的角度来看,该空间通过“环境本身”构建陪伴感,而非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典型的“环境化存在”空间形态。

图4. 小儿子则更倾向于停留在内部展陈空间。该空间通过四周均布的展品与中央停留区域的组合,形成视觉与行为上的“双重中心结构”。
在该结构中,个体既可以围绕展品进行观看,也可以在中央区域短暂停留,从而形成多路径的空间使用方式。小儿子在该空间中的行为呈现出较强的自主性,而非被动参与或被组织引导。
这种空间形态避免了强制互动所带来的社交压力,同时又维持了空间中的“他者存在感”,体现出“共处而非互动”的典型特征,与“第四空间”所强调的低干预陪伴逻辑高度一致。
NGV 呈现的空间状态表明,“陪伴感”并不依赖交流本身,而可以通过环境的连续存在来实现。这种以环境为主体的存在方式,为养老机构中老年人“被看见但不被打扰”的需求提供了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对Federation Square 与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NGV)的持续性实地观察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虽在功能与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在空间使用层面呈现出若干共通特征。
首先,这些空间均通过弱化边界与降低进入门槛,使个体得以在无明确目的的情况下进入并停留,由此构建起持续性空间使用的基础。其次,空间并未以互动为核心目标,而是允许个体在不被打扰的前提下与他人“共同存在”,从而减少社交压力。再次,空间通过光影、路径与停留节点等环境因素,构建出一种无需语言交流即可感知的陪伴氛围。
在笔者与三位不同年龄段子女共同游览的过程中,这些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个体在同一空间中形成差异化的停留方式,但均能够在不被强制参与的前提下获得稳定的空间体验。这种由空间本身所生成的“低压力共处关系”,构成了区别于传统公共空间的重要特征。
基于上述观察和研究,作者认为,传统的第三空间的发展已逐渐从“以社交导向来促进互动”转向“允许共处”。这种转变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尤为重要,并为养老机构空间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第三空间理论基础上,对空间的功能与价值进行进一步延伸与重构。从设计层面对这一类空间特征进行系统归纳,提出面向养老机构情境的“第四空间”设计框架。
4.0 面向养老机构的“第四空间”设计框架
基于前文对墨尔本典型地标建筑的实地观察与行为分析,本文提出“第四空间”并非单一空间形态,而是一种以人类情感需求为核心导向的空间设计逻辑。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空间的价值不再仅体现在功能组织或社交促进上,而在于其能否为个体提供一种低压力、可持续的“存在方式”。正如参考资料显示,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社交需求是老年人选择养老空间的核心考量,武汉市部分养老院因空间设计简陋、公共活动空间缺失、室外环境缺乏适老化设计,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与生活需求,这也印证了以情感需求为核心的空间设计逻辑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必要性。
第四空间的设计应从传统以“功能”为中心的逻辑,转向以“感受”与“关系”为导向的空间构建。结合观察结果,本文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设计方向:弱边界构建、非强制互动机制以及环境化陪伴系统。
4.1 弱边界构建:从“空间分隔”到“空间过渡”
传统养老机构的空间组织多采用明确的功能分区与边界划分,诸如走廊、房间与公共区域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这种结构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机构化”与“被管理”的心理感知。
第四空间强调通过弱化边界来降低心理防御,使空间从“被进入”转变为“可停留”。其关键在于构建介于公共与私密之间的过渡空间,例如半开放走廊、灰空间庭院以及具有视觉通透性的连接区域。这类空间既非完全开放,也非完全封闭,从而为个体营造出“被看见但不被打扰”的存在状态。
在前文案例中,无论是联邦广场的多路径进入系统,还是NGV 中的缓坡与过渡区域,均体现出边界模糊化的特征。这种设计使人能够自然步入空间,并依自身意愿选择停留或离去,无需直面明确的行为预设。
在养老机构中引入弱边界设计,有助于削弱老年人对公共空间的心理排斥,使其更愿意从私密空间迈向半公共环境,进而构建起渐进式的空间参与过程。
4.2 非强制互动:从“社交驱动”到“共处关系”
传统公共空间通常以促进互动为目标,通过活动组织与功能设置引导个体参与。然而,在养老机构的场景中,这种“被动参与”往往会演变为社交压力,致使部分老年人选择回避公共空间。
第四空间强调“非强制互动”的设计逻辑,即空间不以交流为前提,而是允许个体在同一环境中以不同方式存在。空间的目标不再是促成对话,而是提供一种稳定的共处关系。例如在NGV 的展厅与休憩空间中可以观察到,人们可以选择停留、观看或仅仅坐下休息,而无需参与任何形式的互动。不同个体在同一空间中保持各自节奏,却依然形成一种“共同在场”的状态。
这一机制对于老年群体尤为重要。通过降低互动门槛,个体无需背负社交压力,便能在悄然间感知到他人的存在,进而从心理层面纾解孤独之感。这种“共处而非互动”的关系,是第四空间区别于第三空间的重要特征之一。
4.3 AI 环境化陪伴:从“技术介入”到“空间融合”
在传统养老模式中,“陪伴”通常依赖于人际关系,例如护理人员或家庭成员的持续参与。然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截至2023年末,全国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同时劳动力资源面临现实约束,比如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达22.5%,且996 工作制下独生子女平均每周仅能陪伴父母2 小时,单纯依赖人际陪伴的模式难以长期维持。因此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未来养老服务的重要方向,并在智慧养老研究中得到持续关注[4]。
然而当前多数AI 陪护产品仍以“设备”为中心进行设计,强调功能展示与交互能力,例如主动对话、提醒或情绪识别。这类设计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助力,却也极易让老年人产生“被打扰感”与技术压迫感,使其在心理上不自觉地生出隔阂与抗拒。
基于第四空间的设计逻辑,AI 的引入不应作为主导性的交互主体,而应融入整体空间环境之中,形成“环境化陪伴”的一部分。其核心在于:AI 绝不主动打断人的状态,唯有当个体产生需求时,才会悄然被感知、被调用,以此构建起低干预、长续航的陪伴关系。
在这一框架下,AI 陪护机器人或智能系统不再作为“中心角色”出现,而是以环境节点的形式嵌入空间。例如,机器人可以静立驻守、缓行巡弋或随境响应的姿态存在,与空间中的动线、光影及声效系统达成深度协同;智能设备则可以通过环境感知(如光照变化、人员停留时间、行为节奏)进行被动响应,而非持续主动输出。
这种设计逻辑与前文所提出的“非强制互动”原则高度一致。AI 不以交流为目的,而是通过存在感与适度反馈,构建一种“被感知但不被打扰”的陪伴状态。这种状态对于老年群体尤为重要,因为其既避免了社交压力,也避免了技术带来的心理负担。
进一步而言,AI 环境化陪伴的价值不仅在于功能补充,更在于其能够与空间设计共同作用,形成连续的情感支持系统。当空间本身具备弱边界与共处特征时,AI 的嵌入将不再显得突兀,而是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从“人陪伴人”到“空间与技术共同陪伴人”的转变。因此,未来养老机构中的AI 应用,应从“设备导向”转向“环境导向”,在不触动空间本质内核的前提下,强化其情感陪伴效能。这种以空间为基础、以技术为辅助的融合模式,将成为第四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第四空间并非单一空间形式,而是一套以人类情感需求为核心导向的空间设计体系。其本质在于,通过弱边界构建降低进入门槛,通过非强制互动减少社交压力,并通过AI 环境化陪伴提供持续性的存在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稳定、低干预的空间关系。
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以功能与效率为主导的空间设计逻辑,将关注重点从“人如何使用空间”转向“空间如何支持人的存在状态”。在老龄化社会的时代语境下,这种转变不仅具备设计层面的革新价值,更为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开辟了全新路径。基于该框架,第四空间不再依赖单一设计手段,而是通过空间、行为与技术的协同作用,构建出一种可被不同个体以不同方式体验的环境系统。该系统为后续在具体养老机构中的应用与验证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设计依据。
5.0 中国养老机构的实践验证
基于前文构建的“第四空间”设计框架,本文进一步遴选中国养老机构中的典型实际案例,对相关空间特征展开验证与深度剖析。通过对空间形态与使用行为的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养老机构已呈现出与第四空间相契合的设计特征,例如曲线界面,灰空间。
5.1 曲线界面的情绪缓冲机制
有机建筑理论的重要实践者Antoni Gaudí在其建筑创作中强调自然曲线的结构逻辑,认为曲线形态更接近自然秩序与生命结构[5]。这种柔性边界在视觉与心理层面削弱了空间的压迫感,为当代养老机构去医疗化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上海长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上海大场养老院为例,其建筑立面采用连续弧形构成,外廊与阳台呈现水平延展的柔性曲线,使整体体量在视觉上弱化了“机构性”符号。与传统养老建筑中常见的方正立面相比,该空间通过去锐角化与连续界面的处理,使建筑呈现出更为温和的情绪表达。

图5,这种曲线界面的运用不仅在形式层面产生差异,更在空间感知层面形成情绪缓冲机制,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进入空间时的心理防御。同时,这种柔性界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弱边界构建”的设计特征,使空间从“被进入”转变为“可停留”。
5.2 灰空间中的弱边界与共处模式
在场地组织层面,建筑前庭设置半开放式遮棚结构,以此形成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过渡型灰空间。该空间既非完全公共场所,也非完全私密区域,而是一种允许停留、可被观察但不被强制参与的过渡性环境。
这一空间特征同时体现出典型的“非强制互动”机制,即空间不以交流为目标,而是允许不同个体在同一环境中形成共处关系,从而在心理层面降低孤独感。

图6, 在实际使用中,该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弱边界特征:老年人可以在此短暂停留、观看他人活动或进行轻度交流,而无需承担持续互动的压力。相较于传统养老空间中明确功能分区所带来的行为约束,这类灰空间通过模糊边界与降低参与门槛,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被看见但不被打扰”的存在方式。
5.3 第四空间的本土化适配路径
当前中国养老机构在空间设计上仍以功能导向与医疗安全为优先,情感陪伴与社会连接需求在空间层面的回应相对不足。比如在公共活动区域的设计中,缺乏像开放包容的空间布局、能促进社交的共享厨房/ 茶室这类设计,也较少从温馨氛围营造、个性化装饰这类细节层面来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难以有效助力老年人建立社交连接、获得情感慰藉。但第四空间并非依赖全新体系构建,而可以通过对既有空间形态的优化逐步实现。例如,通过设置柔性边界、增设过渡空间以及弱化行为约束,可在不改动整体功能结构的前提下,提升空间的情感承载能力与老人的停留意愿。
因此第四空间在中国养老机构中的落地路径,应表现为一种渐进式调整策略,即在既有建筑基础上,通过空间细节与界面设计的优化,逐步实现从“功能空间”向“情感空间”的转变。这一过程也体现出第四空间设计逻辑在本土环境中的初步适配路径。
6.0 结论与展望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65 岁及以上人口达7.61 亿,占比达到9.62%,预计到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6 亿,占比升至16%,全球老龄化持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以功能与效率为导向的养老空间设计,已难以满足老年人在情感陪伴与社会连接层面的真实需求。本文基于作者在医护与养老服务领域近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在2026 年初于墨尔本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观察,从真实生活场景出发,对墨尔本地标建筑空间的使用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
研究显示,当前优质公共空间的发展态势,正从“促进互动”转向“允许共处”。以联邦广场与NGV 为代表的城市空间,通过弱边界设计、非强制互动机制以及环境氛围营造,使个体能够在不承担社交压力的前提下实现稳定的空间停留与情感连接。这一空间特征,为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空间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第四空间”概念,并搭建起以弱边界构建、非强制互动以及AI 环境化陪伴为核心的设计框架。该框架突破了传统空间设计中对功能与行为的单一强调,将关注重点转向“空间如何支持人的存在状态”,从而为养老机构提供了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设计路径。
通过对中国养老机构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第四空间并非完全依赖全新体系构建,而可以在既有空间结构基础上,通过界面优化、空间过渡以及行为引导逐步实现。这种渐进式路径,使该框架具备现实可操作性与推广价值。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养老空间将不再仅由建筑本体构成,而是由空间、技术与行为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环境系统。在这一系统中,AI 不再作为独立设备存在,而是以环境化方式融入空间之中,与物理空间共同构建持续性的陪伴关系。
作者基于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关注与实践观察认为,老龄化不仅是挑战,更是推动社会空间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设计回应人的情感需求,将成为未来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命题。由此可见,第四空间不仅是一种空间设计理念,更是对老龄化社会生活方式的有益探索。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养老机构中,也将逐步延伸至更广泛的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之中。
本文的研究发轫于作者个人的实践经验与跨文化观察,但其所提出的框架具备面向未来的普适性价值。未来,随着实践案例的持续积累与技术手段的迭代发展,第四空间有望从概念落地为系统应用,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低压力且富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开辟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4.
[2]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 广州市老年人陪伴式消费现状调查报告[R]. 广州: 广州市消委会, 2024.
[3]Oldenburg R.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es, Coffee Shops, Bookstores, Bars, Hair Salons, and Other Hangouts at the Heart of a Community[M]. New York: Marlowe & Company, 1989.
[4] Sixsmith A, Sixsmith J. Smart technologies and the ageing population: Enabling the future[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20.
[5]Zerbst R. Gaudí: The Complete Buildings[M]. Köln: Tasch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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